让城市治理变“智”理 浪潮助推智慧城市建设******

　　一网通办、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建设是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军企业，浪潮牵头制定了全球首个智慧城市运营国际标准，并蝉联国际数据集团（IDC）中国领军智慧城市服务商。目前，浪潮智慧城市已经在重庆、济南、石家庄、郑东新区等全国60多个城市落地运行，树立了众多业界标杆。

　　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步伐。根据中国智慧城市工作委员会预测，2022年我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达到25万亿元。如何提高城市应对危机的能力，如何打造更加智慧化的城市，成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需要考虑的问题。

　　浪潮深耕智慧城市多年，在城市治理、应急管理、公共交通、生态环保、基层治理、城市服务等方面提供综合应用能力，通过对城市全域运行数据进行实时汇聚、监测、治理和分析，全面感知城市生命体征，辅助宏观决策指挥，预测预警重大事件，配置优化公共资源，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支撑政府、社会、经济数字化转型。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浪潮以大数据中心、城市杆柱、城市静态交通等新型基础设施，为人民绿色出行、低碳发展打牢基础；以城市大脑为核心的城市治理应用，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宜业、宜行程度，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以数据的长效持续运营，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最终造福于民众。

　　如浪潮助力郑东新区以“1+1+N”的总体架构，打造“感知、联接、计算、应用”四位一体的“城市大脑”，汇聚了1137个5G基站数据、26万城市公共部件信息，同时接入292个停车场数据、105个微型环境监测站等各局（办）数据，城市更加“耳聪目明”。如今，小区内，电动车上电梯会被语音警示和拒载；街道上，感知设备能智能识别占道经营、乱堆物堆料、机动车违停等11种城市管理领域违法行为……“城市大脑”基于全时全域、互联互通的城市物联感知体系，形成了事件“发现-上报-流转-处置-评估”的基层治理闭环处置新模式，实现了信息早掌握，线索早排查、问题早发现、矛盾早化解、治安早防范，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未来，浪潮将以“优政、惠民、兴业”为目标，围绕政务服务、城市安全、城市治理、经济发展和民生服务等领域，打造浪潮城市大脑，依托城市运行管理平台，形成“四网协同”的业务协同联动、城市运营管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城市“善感知、有温度、会呼吸”。（柯岩）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